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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里程碑式的修法:司法公正關鍵在防止冤假錯案,而非事后監督

文 | 全國優秀律師、北京市北斗鼎銘律師事務所主任 熊智

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簡稱“兩院”組織法)自1980年1月施行,30多年來對構建“兩院”組織體系、確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主法治建設日臻完善,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全面修訂“兩院”組織法,十分必要。最近,“兩院”組織法完成近40年來首次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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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國人大網

2018年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修訂草案)》從原有的3章40條擴充至6章59條,對人民法院的設置和職權、審判組織、人員組成,人民法院行使職權的保障做出了明確規定。其中,令法律人尤為興奮的有非常重要的兩處,可以說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修訂。

修訂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職權的規定給予重視,無疑為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應當得到充分有效的保護,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但是,在這些詳盡的修訂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不容忽視:該法在修訂主旨立論前,有一個基礎性的假設,這種假設就是確定所有司法人員公正廉潔在先,剛正不阿在前,視他們如陽光般溫暖,如空氣般清新,如山泉一樣純凈。

這是一種美好的法治理想,但現實和理想存在差距時,規制才是最好的保證。從司法改革運行的這幾年來看,事實上,一些司法人員在“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權責區分下,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新的司法不公。這種改革的背后,裁判者既是司法責任的主體,同時也成為了新的獨裁。

筆者一直主張,司法改革去行政化不是去司法經驗化,也不是去司法權威化。法律是靜態的哲學形式,但司法是法學動態的實踐活動。如果司法改革僅僅是簡單地將審判權賦予個體裁判者而不加以制約和指導,跟把這種權力賦予抽象的集體決策一樣,都有可能被濫用而無須擔責。當然,本次“兩院”組織法的修訂,已經明確將司法責任制原則寫入總則,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還遠遠不夠,值得討論的空間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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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國人大網  (李杰/攝)

在這一問題上,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叢斌敏銳地關注到監督的問題,提出“誰來監督?怎么監督?事前監督還是事后監督?”的重要思考。

我們注意到在這次修訂中,叢斌委員直接建議要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設立案件審理監控機構,發現審判活動中有違法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調查核實,并根據違法情形依法處理”。

令人非常高興的是,在這一建議中,他使用了兩個關鍵詞——“審判活動中”和“及時調查核實”,而執行這些事項的具體方式是設置內控機制。

顯然,在審判活動中及時調查核實就不是事后監督的概念了,這里明確提出了在司法審判動態中介入監督程序。這和傳統的事后監督來糾正冤假錯案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讓毒樹不能開花結果。要做到這一點,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以條文的方式加以規制,才是真正的法治思維。

叢斌委員進一步解釋說,“之所以作這樣的修訂,一是草案規定‘審判活動有違法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調查核實,并根據違法情形依法處理’。要使這一規定落地,應當有一個組織機構來司其責,否則就做不到調查核實并依法及時處理。因此需要設立相應的機構。二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和十九大報告都提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司法公正應該把重點放在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上,而不是把重點放在事后監督上,否則就會給當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他說,“這幾年糾正的十幾起冤假錯案都是事后監督,已給當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我在調研中有些律師和當事人反映,一些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比較任性,而不是理性。在認定事實上已出現了明顯的問題,仍然堅持不改,因為沒有內部監督機制,用辦案人的話講,‘院長也不得過問我辦案’。我們應當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借這次‘兩院’組織法修訂要把這個內控機制加進去,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這件事我也跟有關部門交流過,有關部門說我們都是錯案追究制,判錯了法官終身負責。這對法官而言是終身負責,但是對當事人來講卻是終身負痛!還有,關于領導過問案件的問題,一定要科學設置,不能讓如人大、政法委這樣的權力及監督機關在面對違法審案時束手無策,困于兩難境地,否則,適時監督就形同虛設,要對過問案件的性質進行立法區分”。

叢斌委員這樣說是有依據的,很多次調研活動,筆者也一同參與,這些問題都被司法實踐部門各個階層的具體人員提出來過,他們中有資深的審判長,有專家型、學者型的院、庭長、人大代表,他們大都深諳世事,經驗豐富,專業且身懷法治情懷卻又忌憚于無明確的規定而避案繞行,這不僅是司法資源的浪費,更是讓有效的監督機制脫軌運行,這些問題值得思考更應該得到解決。

近段時間以來,筆者一直關注本次“兩院”組織法的修訂動態。我們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中的感受,不應只是審判結果輸和贏的感受,而應是在整個案件審理中有關公平正義的程序感受。一些良好的程序,如果以法律的形式,特別是在“兩院”組織法中以法律條文的形式作出明確的內控機制,必將是司法改革完美的補缺。    

讓人欣慰的是,修訂通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加強內部監督,審判活動有違法情形的,應當及時調查核實,并根據違法情形依法處理”,業已載入史冊。

這個條文中簡短一句描述,讓人們看到的是滿滿的希望,看到的是司法權受到有效制約的良好秩序,看到的是避免冤假錯案前置預防的司法生態,這是時態和動態在司法審判活動中的完美結合。

我們還注意到,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于領導干部等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或者人民法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情況的,辦案人員應當全面如實記錄并報告;有違法違紀情形的,由有關機關根據情節輕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

這一條款,可以說是既有現實需要,也有前瞻指引。首先,它用分號區分和重點提及領導干部“干預案件”,警示了領導干部干預案件的問題,并以留痕作為法律義務而要求裁判者履職。繼而,又給了在某些個案中正當性介入并必要糾正案件偏離的行動底氣,用“有違法違紀情形的,由有關機關根據情節輕重追究行為的責任”作為追責區劃,明確地厘清了非法干預與合法監督的區別。這是務實的立法,是形而上的,不是形而下的。留痕是常態,中性客觀,正當與否,定性是根本。

一部法律的修訂,能有效地將邪惡永遠定格在恥辱柱上,同時又能將正道書寫在陽光下,這就是良法。這樣的立法主旨,我們歡迎,并以敬仰之心致以崇高的敬畏和忠誠的遵守!


(網絡編輯:崔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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